张卜天在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。（照片由张卜天提供）

如果每个人生来都自有使命，许多人恐怕至死都没能找到这样的东西，而另一些人一早便已觉悟。张卜天显然是后者。

从22岁着手翻译柯瓦雷的《牛顿研究》起，他再没中断学术翻译这项枯燥冷清、报酬并不丰厚的工作，将业余时间尽数投入。

到2016年末，37岁的张卜天已出版译著36本，交付译稿40余部；独力策划、翻译着两套译丛。

15年寂静光阴里，这位年轻学者如埋头修行的苦行僧，以平均每年两到三本的速度，把古希腊至科学革命后科学发展的诸多经典陆续引介。

“弃理从文”，在哲学中找到认同

张卜天曾是纯粹的理科生，对文科毫无兴趣。16岁考上中国科技大学，毕业后赴美国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留学。

在所有人眼里，张卜天该沿着这条路走得顺顺当当，但紧随其来的一场“惊心动魄的精神危机”让他留学刚满三个月便弃学归国，人生也转向截然不同的方向。

“待不住，文化不适应、饮食不适应……在完全陌生的环境里，各方面都成了诱因，让你过去最喜欢、珍视的东西，比如数学、物理、巴赫，都变成极其压迫人的外力。你突然发觉这些没有血肉、没有任何人味的东西与你离得如此之远，感到人生没有意义。”

心理医生说张卜天没有任何问题，但当那种难以描述的压抑感愈发沉重，他会因为突然察觉自己有呼吸、有心跳而害怕，会盯着两手，疑惑手掌末端为何会分叉生出手指，对自身的存在产生不解和恐惧。

“物理和古典音乐都没法支撑我，我需要知道——你可能感到可笑，但对我是最最真实的感受——我最关心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：世界为什么存在。”

2000年冬，在从洛杉矶回国的飞机上，窗外夕阳如血，张卜天抓着身边的陌生人不断说话，以此勉强维持平静。“所有人都说要坚持住，这不是多大的事，但我知道，对我来说真的不是这样。”

后来，读海德格尔的《形而上学导论》，开篇第一句让他深感震撼、如逢知音——“世界为什么是有而不是无？这是哲学最基本的问题。”

“海德格尔在《存在与时间》里谈‘畏’和‘怕’那两节，在没有任何哲学训练的情况下，每一个字我都能懂，写的完全是我在美国的感受。他分得很清楚:‘怕’是怕某个具体东西，比如一条蛇，而‘畏’是没有对象的怕，不知道怕什么，就是怕本身。在我来说，你要一定问我当时恐惧什么，我就是怕‘存在’，存在本身对我有强大的异己感，怎么忽然就有了这一切？”

“只有哲学还能收留我这样的人。”2001年初，出国前从没看过哲学书的张卜天跑到北京，在北京大学周边租房，旁听哲学课，正式“弃理从文”。他认为自己的疑惑很大程度上是科学带来的，决定报考北大科技哲学专业的研究生。

“挑水担柴”，在学术和翻译中修行

从理科跨入文科，一无所知、一切自己摸索，这段旁听、备考的时光极大地温暖平定了他的心境，他感觉考研挺容易，没什么压力，每天就是听听音乐、上上课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渐渐发现自己关心的东西还有不少人也关心，有了一种归属感。

也是在旁听期间，张卜天后来的导师、当时在北大任教的哲学教授吴国盛在看过他的试译章节后，将《牛顿研究》的翻译工作交给了他，这是“译者张卜天”的开始。

2001年暑假，在河南老家，张卜天每天早上带着早饭、字典、草稿纸和《牛顿研究》出门，骑车去家里刚简装过、还没入住的空房子，开始一天的翻译，直到晚饭时间再骑车回家。那时他还没买电脑，就先翻译在草稿纸上，完了借别人的电脑录入。书有些枯燥，但翻译本身很新鲜，他查着词典、译着书不知不觉过完了夏天。

跟从出版机构接活的译者不同，张卜天的翻译书目几乎全部由其自主选定，觉着哪本书不错，希望大家都有机会读到，就拿过来翻。

2002年，北大图书馆处理旧书，还在读研的张卜天随手拾起一本外文书翻了几页，发现那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哲学入门好书。他迫切地想将之译成中文与更多人分享，辗转联系上一个在出版社工作的校友，写了各种策划报告，终促成此事。这就是后来重印多次、豆瓣网友评分高达9分以上的《大问题》。

上班之外，张卜天不怎么出门，除去吃饭睡觉，绝大多数时间都待在屋子里翻译，有时一天能译10小时以上。2015年上半年，他去剑桥大学访学，6个月译书4本半。

没有人向他施加压力，他的急迫完全来自内心。对翻译，他有强烈到带宗教意味的使命感。

他认为，翻译是自己在世间的使命，很干脆地说这一生会翻译到死，但又觉得学术和翻译都只是学问层面的东西，相对于他在灵性层面上对生命与生存终极问题的求解，它们只不过是种手段，“就像佛教修行，挑水担柴是庙里的日常，它培养你的心性、磨砺你的忍耐力，但它本身不是目的。”

他把整个生命看作一场修行，学术和翻译是他的“挑水担柴”。